57年，潜伏大陆的国军司令被抓，他却非常镇静：周恩来总理了解我

1957年4月的某一天，上海市铁路公安处的同志正在审问“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”司令赵如江（化名）。

审讯人员严肃地对赵如江说：“你隐瞒了重大问题没坦白交代。”

赵如江思虑片刻后，镇静地说：“周恩来总理了解我。”在座的人一听皆愣住了。

面对审讯人员的审讯，赵如江为何会如此镇静地说出那句话呢？

王文锡

赴上海查找线索

解放初期，全国百废待兴，各个行业和各个岗位都需要人才，那些旧社会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。

这也让一些人钻了空子。一些反动份子趁机掩盖起原来的面目，把自己伪装起来，进入了企事业单位和机关，甚至占据一些重要岗位。

经过镇反运动和清理，一些人现出了原形，但也有一些人成了漏网之鱼。一旦有了机会，他们就伺机从事破坏活动，损害人民的利益。

根据当年的统计，1955年一年的时间，只安徽一省就发生了400余起破坏活动。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总是秘密地发展其组织，蠢蠢欲动。

1957年发生的一起的案件，充分展现了敌我斗争的残酷性。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，扑朔迷离，一波三折。

1957年3月，安徽省某文化单位职工许树（化名）主动坦白了一件事情：

“在上海解放前，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一个叫‘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’大组织，蒋介石特务组织任命赵如江（化名）为‘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’的司令。上级要求我们长期潜伏，伺机而动。……”

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这个案子，专门成立了办案小组。

同年4月，专案小组成员王文锡和周爱义来到上海市公安局，调阅了解放前至1957年3月间有关户名为“赵如江”的资料。

其中有个人引起办案人员的注意，他三次搬家，三次更换了自己的姓名，最后竟然消失了。

办案人员怀疑这个人可能通过深圳口岸出境了。于是办案人员立刻赶往了深圳。

在深圳同事的帮助下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查阅了1949年至1957年的出入境人员登记情况，可是一无所获。

无奈之下，王文锡和周爱义回到了广州。广州市公安局通知王文锡：“敌情有变，你立刻去某路某巷某号，在那里有人等候你。”

王文锡不是本地人，可谓是人生地不熟，到了某巷后，却找不到门牌号。就在此时，一位年轻的女子走了过来，主动问道：“你是外地来的吧？”

王文锡：“是的，寻亲友的，忘记问清门牌号。”

年轻女子抬头看了看天：“好像快要下雨了，你还是改天再来找吧，你住哪里？”

王文锡：“长堤。”

年轻女子：“太巧了，我正好要去长堤，一起走吧。”

那位年轻女子陪王文锡到了长堤，还送他到了所住酒店门前。

第二天，王文锡终于找到了联系人。那个人告诉他：

“台湾的同志告诉我们，确实在大陆有一个‘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’，台湾方面也已经知道我们在寻找这个特务组织。国民党派了一男一女，后天就到上海。两个人是给这个支队派遣任务来了。若执行的不好，就处理掉他们……”

再次邂逅那个女子

王文锡了解情况后，深知形势紧急，火速返回了上海。刚到上海，广州市公安局就发来一份急电：“台湾来人，男子40多岁，黄皮鞋，戴眼镜。女子30岁，一件旅行包。今天下午4时半，在火车站门口，会有一老人和一小女孩迎接他们……”

王文锡和办案人员准时来到火车站，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楼里观察出站口。

上海老火车站

很快，一对男女走了出来。让王文锡吃惊的是，那个女子竟然是在广州遇到的那个送他到长堤的女子。

王文锡突然意识到，在广州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被特务给跟踪了。

王文锡心急如焚，决定改变策略，从外围查找。当时许树曾经提到过，有熟人住在宝山路，姓邵。

王文锡来到了宝山路。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傻了眼，因为正在改建拓宽这条路，两边的房子都给拆迁了。

王文锡再往远处看去，发现还有一个宅子，好像是个“钉子户”，拆了一半，自己又搭建了一半。

王文锡走了进去，住户的主人就姓邵，是“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”的一个联络点。

王文锡以许树老朋友的名义，说老许让他来联系老邵的。

老邵在与王文锡聊天的时候，问其老许家有几个孩子，妻子在哪里工作？

王文锡对这个情况还真是不了解，于是就谎称他家有两个孩子，妻子在话剧团上班。

后来，老邵还热情挽留王文锡留下吃饭。王文锡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

王文锡以为找到了线索，心里还暗自高兴了一番。王文锡到了上海铁路公安处的门口，门卫一听安徽来得，赶紧带他去了处长的办公室。

处长一见到王文锡就说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去找了老邵本人呀。你一走，他就来自首了。”

王文锡这才知道，那个老邵十分精明，早就识破了自己的身份，还知道自己是安徽人。

处长还告诉王文锡，那个“反共救国军派遣支队”的司令赵如江已经被监控看管起来。他是华东工程公司的总工程师。

当王文锡跟着处长来到赵如江看管的地方，审讯人员正在审问他。也就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当赵如江说到周总理了解他时，周围的人确实有些吃惊。

王文锡赶紧给领导建议道：“国民党确实派了两个人来了，赵如江可能还面临危险。”

于是，公安处的同志就让他留在这里，反而更安全。

没过几天，领导就接到中南海外调的情况：

“周恩来总理说，在国共谈判期间，赵如江是国民党顾问团成员，对我们很不错，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，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部长，没去台湾就很好嘛，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呐！”

真相大白

案件结束后，有关部门专门再次梳理了这个案子，还进行了总结。

原来，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前，有一部分像赵如江这样的国民党高官，对大陆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不愿意跟随蒋介石去台湾。

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别阴险狡猾，给他们一个特务的身份，想借大陆的刀，除掉他们。

所以，赵如江才被委任为“反共救国军特遣支队”司令。

赵如江也知道国民党的阴谋诡计，于是就联络了十几位有正义感的朋友，名义上以特务组织来活动，但从没有做过坏事，反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在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尤其是总工程师赵如江，为了工程的建设做了很多事情。

专案组弄清了真个案子，没有造成冤假错案，他们都是好同志，更没有让国民党的阴谋得逞。